回望“典籍里的中国”，走进“方志里的中国”

崔唯航

 

  近年来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了一系列雅俗共赏的大型文化类节目，《典籍里的中国》作为其中标杆之作，更是备受瞩目。正如中宣部副部长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所说，《典籍里的中国》就是用当代的方式与历史握手，让人感觉到愉悦可亲，让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喜闻乐见，让“典籍活起来”。

  《典籍里的中国》第二季第五期《越绝书》近日播出，在节目里那面穿越时间的镜子中，我们看到的是明代史学家、方志学家杨慎与越王勾践。这期节目以杨慎作为沟通古今的人物，由他携手“当代读书人”撒贝宁带我们识读《越绝书》，走进波诡云谲、充满谋略的吴越争霸时代，还以《越绝书》为媒，展现了传承两千多年的地方志编修传统。

  以“杨慎”为创新视角 读懂绵延不绝的方志文化

  《越绝书》是一部奇书，围绕其成书年代、作者等存在诸多谜团。仅作者就有子贡说，伍子胥说，袁康、吴平说，“非一时一人所作”说等。历史上以杨慎首倡的袁康、吴平说影响较大。也正因如此，本期节目伴随着杨慎的讲述铺陈开来，既合乎情理，又引人入胜。

  大家认识杨慎大多是因为《临江仙·滚滚长江东逝水》，这首词是他所写《廿一史弹词》中的“说秦汉”，后由清人毛宗岗置于《三国演义》开篇，遂广为人知。放眼杨慎的一生会发现，他的人生充满着传奇色彩，其父杨廷和官至内阁首辅，身历弘治、正德、嘉靖三朝，他从小也博学多闻，无奈仕途却十分坎坷。流放云南期间，他潜心问学，著述宏富，《明史·杨慎传》中说“明世记诵之博、著作之富，推慎为第一”。

  被称为“明代三大才子”之一的杨慎了解地方历史的重要性，对《越绝书》颇有研究。《越绝书》今存15卷，19篇，除首篇序文、末篇跋语外，分列人物、地理、山川、城邑、冢墓等，间采传闻异说。该书杂记吴越地方史事，资料采择广博详实，体例排布自成体系，特别侧重记历史人物,一般被视为地方史书。但因其兼有古国别史、地理书和人物传的内容，并且采用了横排门类的方式，初步显示出了后世方志的一些特色，故明万历《绍兴府志》认为“其文奥古多奇，《地传》具形势、营构始末、（道）里远近，是地志祖”。清人毕沅及其门生洪亮吉在为乾隆《醴泉县志》《澄城县志》所作之序中均称：“一方之志，始于越绝。”

  正所谓“国有史，地有志，家有谱”，我十分欣慰地看到，无数年轻观众通过《典籍里的中国》，领略到了方志的魅力，加深了对方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。

  为国存史 为民修志 引领观众走进“方志里的中国”

  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，历代修志绵延不绝，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。现存历代旧志8000多种10万余卷，约占全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，这不仅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，也是全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  一如《越绝书》之非成于一时一人，学界也多认为方志非成于一时一书。从方志的发展过程来看，方志起源与诸多古籍都有某种渊源，因此，方志多源的观点更符合实际。无论内容，还是形式，方志都随着时代发展，不断汲取营养，逐渐成熟。

  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地方志工作，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具有浓厚的方志情怀，他曾说：“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。其意义，说通俗一点，就是使我们做一个明白人。”目前，全国省、市、县三级均有常设修志机构。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《地方志工作条例》明确要求：“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。每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完成后，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、搜集资料以及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，启动新一轮地方志书的续修工作。”

  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目前，全国已完成两轮省、市、县三级志书编修1万多部，编修部门志、行业志、专业志、乡镇村志3万多部；由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编纂的地方综合年鉴已有3000多种，累计出版3万余部，打造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和地情资料库，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省、市、县三级志书和年鉴全覆盖，开创了一项世界文化史上的盛举。

  地方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，记录着五千年绚烂多姿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。通过《越绝书》这期节目，我们回望了“典籍里的中国”，知道了“方志里的中国”。为国存史，为民修志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是时代和人民赋予地方志工作者的历史使命，也是地方志工作者无上的自豪与荣耀。

  （作者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、主任）

  （来源：光明网）